開元 4년(716) 蝗害 대책과 天譴 인식의 변화 ― 『毛詩』「大田」의 ‘秉畀炎火’ 구절 해석을 중심으로 ―

自汉以降, 蝗害多被视为君主因不德所招致的“天谴”。蝗灾发生时, 人们一般多寄望于皇帝通过“修德”, 使蝗灾自行消退。历史上虽不无积极灭蝗之举, 但所用方式多因被认为“有违阴阳调和”而引发反对, 收效甚微, 故不多见。在上述背景下, 唐开元四年, 时任宰相姚崇提出在夜间以火灭蝗之方案, 以应对当时出现之蝗灾。此方案有悖于传统, 为树立其合法性, 姚崇对《毛诗》进行了变相理解与引用, 称“秉彼蟊贼, 以付炎火”。姚崇以此提出, 儒家经典中已有以火灭蝗之手段, 获得玄宗认可。 但其他臣僚中有持反对意见之情况, 主要依据仍是强调蝗灾为“天谴”, 应通过君主“修德”令之自然消退；认为“殺蟲太多, 有伤和气”, 不予认同。鉴于群臣反对, 玄宗进一步征询姚崇之意见。就此, 姚崇则列举了若干灭蝗不力而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指反对之人为“庸儒执文, 不识通变”；同时承诺如灭蝗失败, 自己愿尽削官爵, 最终换得玄宗之允许。此后, 姚崇以“上意”为凭, 驳斥相关反对意见。结果, 治蝗成效卓著, 姚崇这一冒险性的尝试以成功告终。 既有研究在探讨开元四年之蝗灾时, 对相关史料之参引缺乏必要的前置探讨。从汉至唐的这段时期内, 臣僚多向君主谏言“修德”, 以消解“天谴”；开元四年蝗灾后, 上述倾向有所变化, 逐渐转为以具体政策务实地就灾害进行治理。当然就治理结果, 相关论调仍有一定争议。开元四年蝗灾处于上述倾向变革之转折点, 在此前的研究中未能被详细探讨, 殊为可惜。本文围绕姚崇主张之核心根据, 通过比对《毛诗正义》所载时人对《毛诗》的一般性理解, 与姚崇理解间之不同, 探讨此类差异出现之原因, 以及姚崇与反对诸臣间的论争。 《五经正义》成书于贞观四年至永徽二年, 或可代表人对儒家经典之“标准”理解。其中, 《毛诗正义》是在东汉郑玄之基础上, 整理相关注解之著作。观察《毛诗正义》中姚崇引以为据的部分可知, 姚崇之主张不仅在章句上与《正义》有别, 释义亦大有不同。姚崇所谓“秉彼蟊贼, 以付炎火”之说, 在《五经正义》与今本《毛诗》中均作“秉畀炎火”。不仅如此, 无论依宋人之解读还是按今人之理解, 二者在释义上并无差异。《五经正义》亦更接近君主修德一说。姚崇为推行治蝗措施而引据之经典, 在理解上有悖于郑玄以来解释儒家经典、强调君主德行之主张, 是自行将之解释为“秉彼蟊賊, 以付炎火”。 由于上述原因, 姚崇就此部分内容之释义自然遭到其他臣僚之反驳。在传统“天谴说”之立场看来, 姚崇之主张本身自然有悖于常理, 同时, 为了将个人的政治主张合法化而“歪曲”经典之举动亦与时人对释经之理解大相径庭。因而遭到颇多反对。 面对此类反驳, 姚崇指之为“庸儒执文, 不识通变”。同时, 姚崇还利用“天谴说”中的部分内容向地方官员施压, 强调不得将当时之皇帝玄宗视为“不德”, 以皇权压制反对意见。同为宰相的卢怀慎就以火灭蝗亦持反对意见, 被姚崇以“上意已决”驳回。严格说来, 姚崇此举在当时是未取得广泛支持的独断行为。如开元四年治蝗一事失败, 姚崇之结果可能如其本人许诺的一样, 削职除籍。就结果而言, 姚崇治蝗以成功告终, 传为美谈, 其过程其实十分复杂。 按在目前史料能及的范围内, 姚崇之前, 史上罕有积极治蝗之前例。姚崇治蝗一事以成功告终, 围绕治蝗, 向后人既提供了理论依据, 也提供了实践经验, 均可被引以为据。五代、宋以降, 积极治蝗之政策逐渐普遍化, 明代时, 蝗灾已同洪涝、旱灾等灾异相区分, 被认为存在提前预防之可能。同时, 姚崇为推行治蝗政策, 对经典中“秉畀炎火”一说另行解读, 在日后亦被普遍征引。在姚崇之前, 虽不无积极治蝗之例, 但开元四年治蝗过程中, 对经典进行的重新阐释为日后类似之治蝗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 亦使得统治阶层对蝗灾之认识产生质变, 有其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