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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天監元年(502)桂陽王蕭融墓誌>의 종합적 검토— 南朝墓誌의 형식적 완성에 대한 再考와 관련하여 —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Epitaph for the Liang Prince of Guiyang, Xiao Rong, in the First Year of Tianjian (502 B.C.) — Reconsideration of the Formal Completion of the Southern Dynasty Epita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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주제분류역사학

초록

南朝梁桂阳简王萧融的墓志(以下简称《萧融墓志》)不仅是现存的南朝时期諸王墓志中唯一的实物石刻, 同时也是年代最久远的墓志。墓主萧融作为梁武帝的弟弟, 在南齐末代和其长兄萧懿一同被东昏侯所害而死亡。在梁创建以后, 萧融才被武帝追封为桂阳王, 并获得了简这个谥号。也就是说, 他的墓志并非在他死亡后, 而是直到埋葬结束,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被制作并在改葬时被纳入的。萧融的事迹均可在《梁書》和《南史》中确认, 然而相关叙述非省略。甚至于墓志文中也未能确认到墓主的言行。从而可知, 南齐末的政界中萧融并非举足轻重的人物。尽管如此, 该墓志包含了南齐末期的政治制度、古代中国墓志的定型化水平及相关重要的线索。就此, 在本稿就《萧融墓志》进行了综合考证和解释。作为考证与解释所需的基础工作, 笔者以《萧融墓志》的拓本为基础进行了解读。通过这一过程, 发现至今发表的释文中有一定的错误。此外, 通过与《萧融墓志》类似文章的同一个时代北魏墓志进行分析和比较, 还解读出此前的释文中未能探究出来的部分。这正是通过本稿达成的有意义的成果。同时, 该墓志就萧融的官历进行了详细介绍。也就是说, 墓志文中就其自起家至其死亡所担任的官职进行了详细的列举。经本稿研究, 确认了这一官职的移动、变迁并非处于偶然, 而是遵循了九品官人法的运营原理和依据其惯例, 按部就班地达成的。因而, 《萧融墓志》作为可证实南齐时代九品官人法的运营现状的, 第一手史料具有相当高的资料性价值。另外, 《萧融墓志》因其隋唐代定型化的墓志具有相似性, 在先行研究方面得到很大的关注。其依据源于序和铭的分离, 撰写墓志文的撰写人信息的铭记等。但根据本稿的探讨, 《萧融墓志》的序和铭各自带有不同的題名, 而墓志文的撰写者从严格意义上讲, 其信息按铭辞的撰写者被记录在铭辞的前言部分。而隋唐的墓志中题名只出在第1行出现一次, 而撰写者的信息一般写在题名后的位置。也就是说, 《萧融墓志》与隋唐的墓志之间在形式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萧融墓志》的这一形式上的特异之处, 应该与南齐时代的墓志有部分关联。这是因为《南齐永明6年(488)王宝玉墓志》也只记录了铭辞的撰写者, 且其位置在铭辞的导语部分。与隋唐的墓志类似的事例则可在《萧融墓志》以后制作的墓志中得以确认。甚至萧融的夫人桂阳国太妃王纂韶的墓志都未遵循其丈夫的墓志形式。梁陈代的墓志中, 只有《萧融墓志》在形式上属于最独特的事例。也就是说, 在梁陈的墓志中《萧融墓志》与《萧融墓志》以后出现的多个墓志的形式之间难以发现直接性继承关系。《萧融墓志》制作的时期是502年, 即梁建国之后。因此, 这一墓志并未遵循新生梁国的惯例, 而体现出南齐时代的惯例。而正因这一理由, 可推断出《萧融墓志》与后代的墓志在形式上并不一致。再有, 这表示在梁陈时代墓志的形式或体制并非国家所规定。因为, 如果《萧融墓志》的形式是由国家所规定的, 后代的墓志也应遵循这一规定。因而, 对于只凭《萧融墓志》就认为南朝墓志的定型化或形式上的完成的观点有待重新考虑。将《萧融墓志》视为南朝文人因对正式登场还不足一个世纪的新形式文章感动困惑而经过多种摸索和尝试产生的遗物较为妥当。《萧融墓志》披露出经过不断变迁的南朝墓志的充满活力的局面。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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