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代 劾書의 기능을 통해 본 治獄절차와 사법활동 ― 劾단계전후 사법절차의 비교를 중심으로 ―
The ZhiYu(治獄) Procedure and Judicial Activities seen through the Function of Impeachment(劾書)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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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劾”为中心考察相关文书以及司法活动。“劾”是正式开始治狱的标志，劾文书是主要的文书载体。劾阶段之后的一系列司法程序，被正式纳入“治狱”的范畴。需要劾书的情况是，①官吏被牵连的案件，②吏、民都被牵连的案件，③官方先发觉吏或者民的犯罪行为。治狱在被劾者不在的情况下亦可进行，应用范围比审判更广，因而不能将“劾”等同于起诉(或公诉)的概念。在爰书中，“告”的程序位置一般是劾阶段之前。“告”(告诉･告发)虽然是开始治獄的因素，但不是正式开始治狱的标志。治狱机关先判断“告”的受理与否，而正式受理爰书(写“告”的文书)后，才正式开始治狱。受理“告”后可省略“劾”的治獄是，①民对民进行控告，②没有制作劾書权利的官方对民进行控告(没有制作劾書权利的屬吏或者管辖以外的案件)，③发生犯罪情况后，尚未确定特定人的有罪与否。逮书、征书、系(繫)书制作于劾阶段之后。逮书是官府将在自己辖区内开展抓捕的凭证。征书则是官府自己不能直接逮捕或传唤、需要其他政府机构配合时制作的凭证。系(繫)牒是逮捕、传唤犯罪人以后长期扣留(“拘系”)的凭证，在此情况下可能允许桎梏和拷问。在县中，县廷主导治狱，故开始治狱后，逮书、征书、系书都由县廷制作。劾书则是在治狱前被制作，故县廷以外的乡、官啬夫组织以及史系统的属吏也可以制作劾书。 另外，本文还重点探讨了“劾”阶段前的调查活动(或程序)——“诊”、“讯”和“问”。“劾”阶段前的“诊”、“讯”、“问”程序与劾阶段后相比，其性质有所不同。第一，“诊”是实地调查，调查目的分为收集证据和确认事实关系两种。劾阶段前的“诊”着重于收集证据，而劾阶段后的“诊”着重于确认事实关系。第二，“问”作为身份调查，在劾阶段前后都可以进行。但在治狱中，通常会以“覆问”的形式，表明其彻底性。第三，“讯”是追问罪行迫使嫌犯招供的过程。“讯”也在劾阶段前后都可进行。但劾阶段后的“讯”可以伴随拷问和诘问，其目的在于使“被劾者”承认罪行，而劾阶段前的“讯”只是确认是否有罪，且不能加以桎梏，扣留的时间也有限制。所以劾阶段前的“讯”如果只是为了确认事实关系，也可表达为“诊”。除了“诊”、“讯”、“问”以外，本文还探讨了“探”和“廉”等侦探活动的特征。“探”是适用范围比“问”(司法程序上的“问”)更广的一种身份调查活动；“廉”则是一种搜查活动，有时具有监视活动的性质。“探”和“廉”在治狱前后都可以进行。西北地区所见的西汉后期劾状文书中，将劾阶段前的调查行为都统称为“案验”——案件检证(验证)行为。若考察案验的适用范围，可知不仅包括“探”、“廉”，还包括了嫌疑者的抓捕(不是逮捕)以及诊、讯、问。值得关注的是，东汉时期与案验有关的专有词汇使用频率有所增加。虽然有些用语出现的时期很早，但作为司法用语，只在西汉后期和东汉以后被积极地运用。其中，本文重点考察了考实、实核和考问，分析其意义以及用例，可以发现制作“劾”文书的过程比以前更加严密。 接着本文将劾文书与鞫文书进行比较，讨论劾书在定罪过程中的重要性。首先，劾文书与鞫文书不一定是一对一的关系。一次“治狱”活动中，狱案(有时复数案件)的处理情况及结果都会记录在“鞫”文书中，故“鞫”文书只存在一个文本，但是劾文书可以存在多个文本。这意味着，根据劾书所反映的罪行轻重，“治狱”的时间可能被推迟，以便与其他案件一起论决。鞫文书中同时记载了已判决的案件和未判决的案件，也可以佐证上述结论。此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的鞫文书中，大量引用了劾书的内容，治狱的时间也相当迅速。这可能是由于有严密的劾书内容作为基础。由此可见，制作劾书前的调查也变得更为重要。最后，五一广场东汉简的鞫文书中记载了判决以及实际执行的结果，这既证明了先行研究的观点，也进一步展现了鞫文书的特殊性。总而言之，本文以劾书为中心考察了一系列的司法程序以及活动，探明了有关调查和搜查的用语数量以及其使用频率增加的趋势。这暗示着调查和搜查活动日益被重视。劾书内容的增加也是由此引起的结果。官僚组织的变化方向，影响了司法(包括治狱)程序、司法活动和司法文书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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