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中国《格斯尔》研究

回顾我国《格斯尔》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初；第二次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期.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两次高潮呢？这样的两次高超的起因和共同点是什么呢？第一次高潮的出现是和建国10周年的庆贺活动有关系，是一种“献礼”工程.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文件，要求对蒙、藏《格萨尔》进行搜集、整理、出版.于是，内蒙古出版了《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上下册），其实这就是《北京木刻版》和隆福寺本《格斯尔传》的铅印本.这一阶段重要的两项工作是《北京木刻版格斯尔传》汉译本的出版（桑杰扎布译）和琶杰《格斯尔转》的录音记录和部分章节的出版（包括汉译本）. 第二次高潮的出现的直接原因是“文革”中《格萨尔》史诗受到错误的批判，为此所做的“平反”.“平反”自然引起《格萨尔》工作再度进入政府文化科研决策部门的视眼并将其列入国家“六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提出“抢救” 《格萨尔》的口号，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作.由此，出现了近15年的《格斯尔》研究新高潮. 显而易见，这两次高潮的出现，不是科研自身发展的内在结果，而是政府行为（而且是中央政府部门主持下的国家行为）所然的外力因素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事情往往带有中国的标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特色”。那么，具体到《格斯尔》研究的“中国特色”就是如上所述的政府行为的外力促使下形成的两次高潮。换句话说，《格斯尔》研究的两次高潮的的出现是政府行为的结果.下面我们具体就看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格斯尔》研究经过的主要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舆论准备与组织发动阶段（1978—1982） 1976年“文革”结束，十年的动乱造成的严重后果遍布各行各业，如同一场战乱的浩劫之后，需要医治战争的创伤。我们国家打倒“四人帮”之后，首先做的是一系列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工作。这中间，对《格萨尔》的平反工作首先出现在青海省.1978年10月18日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向省委呈送了“关于为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平反的请示报告”.大约一个月后（1978年11月13日）中共青海省委批转了这个报告. 第二阶段：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格斯尔》研究工作的勃兴阶段.（1983—1993） 1983年在桂林举行的“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上，《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被列为“六五”期间全国重点项目.（自此，《格萨尔》工作被连续列为国家“七五”和“八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这年8月在青海省举办了一期以搜集、整理《格萨尔》为内容的读书班.来自西藏、青海、云南、北京等地的16名同志参加.蒙古族方面没有人参加，说明蒙古《格斯尔》工作还没有多少起色，还没有跟上全国的步伐. 第三阶段：无奈的休眠阶段.（1994——2005） 纵观内蒙古《格斯尔》工作，她的兴起于政府的主导有关。他的休眠却和政府无关，而是和具体的行政领导有关. 《格斯尔》工作进入休眠期，与《格斯尔》研究的专门机构---《格斯尔》办公室行政隶属关系的改变有密切关系. 《格斯尔》办原在社科院文学所，由于人事上的矛盾。这种矛盾最主要来自于“嫉妒”心理 尽管《格斯尔》研究的专业人员，由于长期得不到有组织的工作开展，转行的转行，不干的不干.一项很有特色、很有希望的事业就这样在慢性绞杀中惨淡经营，令人非常痛心，但是，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坚忍不拔地继续守卫着最后的阵地，继续坚持着《格斯尔》研究.他们的成果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日本、俄罗斯、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著作中都引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