晩淸 中文基督敎小說의 정의와 범주

中文基督敎小說大抵是套用中國古典小說或文學格式以中文書寫的宗敎小說，乃直至21世紀才開始硏究的一个新興之硏究領域。美國哈佛大學韓南、筆者、上海師大宋莉華、香港中文大學黎子鵬敎授等學者已經發表可觀的硏究成果，但其名稱與界限尙無明確的定論, 作品也在海內外的圖書館陸續被發現, 需要探討其明確的定義與範疇。自基督新敎來華至淸朝覆亡(1807-1911年)爲止, 西方傳敎士與華人作家在中國與東南亞地區刊行了數以千計的基督敎漢語文本, 其中有不少具有中國傳統小說的神韻風貌, 同時承載着或深或淺的宗敎內涵, 可算是一類結合中西文學特點的宗敎小說作品。第一部公開刊行的基督敎中文小說英國傳敎士米憐的 『張遠兩友相論』 1819年在馬六甲出版之後, 在星加坡等南洋地區與香港、中國本土的通商港口等地也陸續出版問世。因此, 晩淸基督敎中文小說以1819年到1911年淸朝覆亡之前出刊的小說作品爲其硏究對象。基督敎中文小說的淵源可以溯自明末淸初耶穌會傳敎士的天主敎文獻, 其中有法國傳敎士馬若瑟的 『儒交信』(1720~1730), 曾模倣章回體小說形式敍述擧人李光皈依天主敎的中篇小說, 但不得正式出版, 僅以手抄本的形態流傳至今。馬若瑟的另一篇夢境寓言作品 『夢美土記』(1709)以不到三千字的文言體, 結合基督信仰與中國意象, 具細靡遺地訴說耶穌會索隱派的精義, 也爲中國文學開創了中西合璧的先聲。作者運用西方典型的寓言手法, 使敍述者“旅人”入夢後經人指引而進入美土勝景, 最後則上達天主敎的帝廷天堂, 感受人間未曾有過的寧靜自如與昇平和諧。從這部夢境寓言的特性來看, 雖然與晩淸時期翻譯的 『天路歷程』(1853)、『紅侏儒傳』(1882)等西方寓言小說屬於同類, 但是此部是作者的創作作品, 與譯編的翻譯小說之後兩者稍有不同。基督敎中文小說內容大抵是以宣揚基督敎敎義或宣敎爲主旨, 不少作品內容主要根據 『聖經』經文改編書寫, 尤其是聖經人物傳記小說, 例如理雅各的 『約瑟紀畧』(1852)與 『亞伯拉罕紀畧』(1857)、俾士的 『以利亞紀畧』(1863)等篇。基督敎中文小說是以中文書寫, 編著者出刊時將讀者對象設定爲華人, 並且以從文人學士到一般民衆爲閱讀階層。因此, 基督敎中文小說大抵採用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敍事方式書寫, 可說受到中國人的審美習慣影響。晩淸基督敎中文小說代表作品, 例如 『張遠兩友相論』(11回, 12回, 13章)、『贖罪之道傳』(18回, 21回)、『引家當道』(16章)等作品都是以章回體書寫的。雖然不僅僅是完全套用明淸章回體的格式, 起碼以章或回來分段, 敍述方式與常用格式幾乎都使用傳統話本小說的形式, 例如回目與入話方式或說話人的敍述方式等等。筆記小說是中國古典小說的最初形式, 以簡潔的文言、大體數百字左右的短小篇幅記敍人物的故事, 因內容往往是粗陳梗槪, 故曾受到“叢殘小語”之譏。模倣筆記形式書寫的晩淸基督敎小說有英國傳敎士李提摩太的 『喩道要旨』(1894)與林樂知翻譯的 『安人車』(1902), 前者爲譯者從德國神學家科錄馬赫著的Parabeln201篇寓言故事當中, 選擇71篇故事譯成筆記體並改編成小說集的證道故事集。其故事最長則如 「亞以亞」共有1,551字, 最短 「淚」爲僅有119字的短文, 各篇的篇幅不一, 文章體裁採用典型的筆記小說模式。這種證道故事集還有丁韙良的 『喩道傳』(1858), 這部作品集是以16篇文言故事組成的基督敎宣敎小說, 但體裁或傳奇小說體, 或筆記小說體, 例如 「孝子覓父」、「蕩子歸親」等篇都運用傳奇體敍述故事, 但 「苦海遠離」、「宜愼其習」等篇則以兼用筆記體與傳奇體的聊齋志異式敍事方式書寫小說故事, 而且 『喩道傳』全篇都採用 『聊齋志異』 “異史氏曰”的議論方式, 每篇篇尾都附有“企眞子曰”的評論。這種結構與敍事方式可能也受到歐洲證道故事敍事模式之影響, 呈現出獨特的敍事形態。19世紀新敎傳敎士從事基督敎小說的漢譯工作時, 並非局限於忠實於原本、亦步亦趨地逐字逐句對譯。他們的翻譯工作也從“原語原本取向”向“譯語原本取向”範式轉換, 譯成中文的小說作品已經成爲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與中國文學發生互動關係。爲了遷就譯語文化與宗敎處境、翻譯目的與出版環境等文化條件, 傳敎士譯者往往不惜對原本進行大刀闊斧的改寫、改編、節錄和重述等的書寫措施。這種現象不僅出現於某一篇作品或某一個譯者, 在19世紀基督敎小說的翻譯工作中, 成爲一種普遍的現象, 例如英國傳敎士楊格非將Mark Pearse的英文宗敎寓言故事f翻譯爲 『紅侏儒傳』時, 譯者談及此書的翻譯情形屬於“半譯半著”的狀態。又如李提摩太將英譯本宗敎寓言集譯成中文時, 將201篇原本改編成71篇的筆記體證道故事集 『喩道要旨』, 可見譯者的主觀介入與扭譯的翻譯策略非常明顯。這種“反譯半著”或“譯著”、“譯述”、“改譯改編”的現象在晩淸基督敎中文作品中相當常見, 充分體現了譯者獨創的改寫能力, 因此將基督敎翻譯小說也納入了中文基督敎小說的範疇裏。例如 『天路歷程』, 『紅侏儒傳』, 『安樂家』(1882), 『喩道要旨』, 『安人車』。基督敎中文小說的作者早期主要以西方傳敎士主導寫作, 西方傳敎士來華從事寫作時, 對作品的構思與內容用口述方式告訴中文助手, 其華人助手通過筆寫加潤文, 刊行作品。早期的基督敎中文小說幾乎不標記著譯者的姓名例如 『張遠兩友相論』、『生命無限無疆』(1838)等, 或只標期作者筆名的作品例如 『贖罪之道傳』(愛漢者纂, 1838)、『正邪比較』(善德纂, 1838)等。這些作品的著作權通過Wylie Alexander的著錄, 才知道著譯者的姓名與該作的出版書誌事項。然到19世紀中期，有些作品開始標記著者與華人助手的姓名, 例如美國傳敎士丁韙良著、范蓉棣筆述兼評論的 『喩道傳』, 英國傳敎士楊格非著、沈子星筆述的 『引家當道』等, 此兩部作品的 「序文」都由華人助手寫作, 算是歐美傳敎士與華人助手共同著述的作品。可是中日戰爭後1895年英國傳敎士傅蘭雅展開了主倡時新小說著述的有獎徵文活動, 其160餘部應徵作品中出現了一批華人作家單獨寫作的中文基督敎小說, 例如“鍾淸源”的 『夢治三癱小說』(1895)、“望國新”的40回本 『時新小說』(1895)、福州于麓美部堂劉安如的16回本 『砭俗良謨』(1895)等不少作品有描寫有關基督敎敎義與傳敎宗旨的篇幅。但是這些作品都沒被印刷出版, 傅蘭雅移民赴美國時帶走, 捐贈給加州柏克萊大學東亞圖書館, 長眠于圖書館的書庫裏。華人作家的基督敎中文小說之出版要等到陳春生的24回本 『五更鐘』(1907)問世。『五更鐘』是由美國傳敎士亮樂月命意, 陳春生改寫重編的作品, 陳春生的改寫程度達到70~80%的全面性修改, 亮樂月雖然發意翻譯, 但1年後回美國去, 其後陳春生一個人經過5、6年的修改與改編工作, 才會付印出刊了。因此, 這部作品的著作權可以歸於陳春生一個人。『五更鐘』 也是從翻譯小說開始, 但最後出刊的面貌已經不屬於翻譯小說, 可以歸於譯著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