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 書籍의 流通과 帝國秩序

战国时代以后，诸子百家为中国学术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也自然而然地为百姓能够出版自己的思想与学问并从事写作提供了机会。实际上，通过发掘整理出的这一时期到汉代初期的各种出土文献，也可以证实这一点。焚书坑儒以后的汉代初期，读书阶层的扩大使《诗》、《书》这一类的书籍得以再次在民间流通。景武帝时期文翁设立学校官进行教书，元帝时期对精通经书的人免除徭役的措施，《汉书ㆍ食货志》或《四民月令ㆍ八月》记载，将“篇章”与“五经”规定为儿童和下级官僚的教育内容，从这些事实可以推测出民间社会书籍的流通。普通百姓入学于校官，在结束书、计的学习与《孝经》、《论语》的学习之后，可以被重用做官，这与建武年间武威太守任延设立学校，令掾吏的子弟在学校学习并谙熟文章，便可以提拔重用的事实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孝经》、《论语》还普及到了边境地区的学官。河北省定州的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的定州汉墓竹简中发现的《论语》竹简，以及位于边境地区乐浪郡的墓地与敦煌悬泉置出土的《论语》竹简的一些内容证明《论语》、《孝经》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由于这些书籍里的道德范畴需要百姓亲自实践的内容，汉代为了乡里社会的教化与统治，让作为这类内容主要书籍的《孝经》、《论语》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流通。为了能够进行灵活的统治并贯彻上述理念，与通过学官的流通相不同的是，国家还曾以“献书”的方式收集书籍。但是从武帝以后，由于通过“献书”的书籍收集的统治目的性很强，所以即使民间收集书籍的数量庞大，但是这比起多种书籍通过流通的积累，仅意味着“集中于国家”而已。所以西汉时期，普通百姓的书籍收集和流通非常有限。但是东汉以来，经学的发展与以儒学素养逐渐官僚化的豪族出现，改变了国家主导的学问普及。洛阳的儒生达到3万名，私学也相当繁盛，读书人口自然而然有所提高，这种情况下所需书籍数量也显著提高。而且，因抄写教学内容出现的“一书多本”现象也非常普遍，随着古文学的发达而重视博学的学问倾向与东汉时期读书层的扩散吻合，所以书籍并不仅仅是一经，而是对多种书籍的阅读，并且增加了流通书籍的总量。此外，首都内庞大的儒生使得书籍流通不仅仅限于单纯的抄写，还可以在“会市”、“市肆”等以交换或买卖的形式进行。这种书籍流通并不是有限身份阶层或识字层专有的，其空间范围也并不局限于内郡地区。边疆地区也是书籍流通的地区，边境地区与内郡地区的文化、风俗、语言不同，所以从汉的立场来看，应该首先“教化”这些地区的人。所以边境地区的书籍流通，主要以《孝经》、《论语》这类可以普及統治理念与礼教文化的书籍为主。因此，东汉时期为在凉州地区讲授礼仪而主张“写孝经”，或是最近公开的平壤乐浪《论语》竹简，以及敦煌悬泉置发现的《论语》竹简就很好地证明了汉代边境地区的书籍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