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 制書式 復元의 재검토 ― 制授告身式과 制授告身의 분석을 중심으로 ―
A Review of Restoration of the Statute of zhishu in the Ta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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초록
制书式是针对唐皇帝为实现自身意志而使用的命令文书即制书的格式及书写做出的规定。该制书式在唐的律令中被归类为《公式令》项目中，但唐代的律令现今已不再传承。但可以20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公式令残卷》的制授告身式和唐令为范本的日本的《养老公式令》诏书式为根据来复原唐开元年刊的制书式。《唐令拾遗补》的制书式是首次复原，也是以此后追加的经确认的实际资料为基础补充的《唐令拾遗补》的制书式。因此，《唐令拾遗补》的制书式堪称制书复原的终结版。尽管取得了这样成果，但《唐令拾遗补》的制书式并未准确体现《公式令残卷》的制授告身式中明示的字体大小和行的排列及有关常用句的注记等内容。制授告身式中中书令、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的官封臣姓名和侍中、黃门侍郎及给事中的官封臣名部分为小字体。本稿通过对所有至今可进行确认的唐代制授告身资料进行探讨结果，确认了中书省官员的官封臣姓名与门下省官员的官封臣名部分均标注为小字。此外，《公式令残卷》的制授告身式中也存在错误记载。《公式令残卷》的制授告身式中“等言、制书如右请奉、制付外施行谨言”等字句中只有“等言”才是大字，而“制书如右请奉、制付外施行谨言”等则为小字。但通过确认唐代的制授告身资料等发现，“等言、制书如右请奉、制付外施行谨言”等均标注为大字。下面制授告身式的“制可”一行实际上是由侍中临摹的皇帝的御画也就是即“可”，该字句则位于制授告身式中的第1列。但在唐代制授告身资料中发现该字句并非位于第1列而可在行的中间发现。最后，在《唐令拾遗补》的制书式中称“可御画”，并未将“可和作为其注记的“御画”进行区分。也就是将正文和注解全部使用同样大小的字体来体现。但从《公式令残卷》的奏授告身式中称为“闻御画”来看，将制书式的“可御画”实际上也使用“可御画”标注应该的正确的。通过与上述实际文书资料进行比较和对照，在本稿对至今复原的制书式进行了部分修改。 同时，在本稿中还对构成制书文书的常用句标注方式的缘由及其制度性依据进行了考证。参与制书的书写和成文的中书省和门下省官员的官品一致。尽管如此，中书令、中书侍郎和中书舍人等希望以“臣姓名”的方式标注自身的身分，而侍中、黃门侍郎和给事中只按“臣名”来称呼，并不称谓自己的“姓”。这一差异源于制书的书写和成文中中书省和门下省所执行的职掌的差异。中书省官员亲自受皇帝之命书写制书草稿，并将其转达给门下省。因这些官员直接奉行皇帝的命令，从而出于对其礼敬而称为“臣姓名”。另外，门下省对制书进行审议而上呈执行请求的覆奏文，此时因覆奏文属于奏事的一种，从而按照奏事的格式只称为“臣名”。根据唐制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在奏事时不称呼姓氏，因为书写覆奏文的门下省的三官均为五品以上。再有，这一门下省的覆奏文形式在唐代整个時期与通用表文格式大致一致。也就是，门下省的覆奏文其实就是采用表文形式的覆奏文。此外，可确认侍中将皇帝的御画即“可”改为“制可”并非源于汉代的“制曰可”，而是源于南北朝时代侍中替代皇帝的裁可进行宣告时称其为“制曰可”的这一事实。
참고문헌 (37)
- 沈約, "宋書" (1974), 中華書局
- 劉昫, "舊唐書" (1975), 中華書局
- 歐陽修, "新唐書" (1975), 中華書局
- 李林甫, "唐六典" (2005), 中華書局
- 杜佑, "通典" (1988), 中華書局
- 王溥, "唐會要" (1974), 世界書局
- 王應麟, "玉海" (1987), 江蘇古籍
- 李昉, "文苑英華 第四冊" (1966), 中華書局
- 董浩, "全唐文" (1983), 中華書局
- "令義解" (1987), 吉川弘文館
- "令集解" (1987), 吉川弘文館
- 劉俊文, "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 (1989), 中華書局
- 仁井田陞, "唐令拾遺" (1933), 東京大出版部
- 池田溫, "唐令拾遺補" (1997), 東京大出版部
- 中村裕一, "唐代制勅硏究" (1991), 汲古書院
- 中村裕一, "唐代公文書硏究" (1996), 汲古書院
- 中村裕一, "隋唐王言の硏究" (2003), 汲古書院
- 大庭脩, "唐告身と日本古代の位階制" (2003), 皇學館出版部
- 이완석, "唐代 王言 문서의 생산과 유통 ― 唐 公式令을 중심으로 ―", 중국고중세사연구, (48), pp.101~127 (2018), 중국고중세사학회[DOI]
- 박근칠, "唐代 公式令의 복원과 지방 官文書의 정리 ― 敦煌･吐魯番 출토문서의 분석을 중심으로 ―", 중국고중세사연구, (51), pp.103~172 (2019), 중국고중세사학회[DOI]
- 조재우, "唐代 皇太子令書式의 복원과 그 시행절차 ― 「唐永淳元年(682)氾德達飛騎尉告身」의 분석을 중심으로 ―", 중국고중세사연구, (51), pp.69~102 (2019), 중국고중세사학회[DOI]
- 吳震, "從吐魯番出土氾德達告身談唐碎葉鎭城", 文物 (1975)
- 毛漢光, "論唐代制書程式上的官職", 第二屆國際華學硏究會議論文集 (1991), 中國文化大學
- 李錦繡, "季羡林敎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 (1991), 江西人民出版社
- 徐暢, "存世唐代告身及其相關硏究述略", 中國史硏究動態 (2012)
- 小田義久, "關于德富蘇峰紀念館藏李慈藝告身的照片", 西域硏究 (2003)
- 江川式部, "唐代の奉勅撰墓誌について", 法史學硏究會會報, 18 (2014)
- "英藏敦煌文獻 第一卷" (1990), 四川人民出版社
- "英藏敦煌文獻 第五卷" (1992), 四川人民出版社
- "隋唐五代墓誌滙編 第三冊 陝西卷" (1991), 天津古籍出版社
- "吐魯番出土文書 參" (1996), 文物出版社
-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滙編 第20冊" (1997), 中州古籍出版社
-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 第17冊·第18冊" (2001),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 (2012), 北京大學出版社
- "大谷文書集成 第1卷" (1984), 法藏館
- "국제돈황프로젝트"[URL]
- "早稻田大學 古典籍總合データベース"[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