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의《女神》에 나타난 근대성과 주체의 문제

Abstract

郭沫若詩集《女神》充分具現了五․四提倡的個性解放․民主․科學的近代精神. 郭沫若活用“鳳凰”․“石炭”․“太陽”․‘火’等意象象徵了反抗․反逆․破壞․創造的時代精神, 表現了“個人和民族的死亡和復活”主題. 詩人希望在中國能誕生具有精神主體性的‘超人’. 同時他努力使‘近代自我’和民族主義結合, 以誕生‘中華民族的自我’. 詩人努力試圖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發見跟西歐‘近代自我’類似的觀念. 他認爲‘孔子’․‘屈原’․‘聶政’等英雄人物和神話中‘女神’的形象, 就是具現了自由意志精神的人物. 同時他努力從儒家哲學中尋找强調個人精神主體性的成分, 重新評價孔子和王陽明思想. 他推崇他們爲‘偉大的精神生活者’, 肯定儒家心學的自我擴張, 忽略儒家“仁”的實用理性的本質和吃人的弊端. 他對于“自然”(道)的認識也試圖以西洋的自然觀,來改造中國傳統的自然觀. 他讚揚自然中日出․大海․太陽等奮鬪向上的力量, 把恬靜的自然變成激情的自然, ‘物我一體’的傳統自然觀變成强調‘自我中心’的汎神自然觀. 他向往西歐近代物質的豊饒和科技力量, 忽視人和自然的循環․融合. 《女神》的近代企劃缺少魯迅式‘挣扎’․‘橫站’的自己內部的省察意識和批判, 同時對于儒家思想的“仁”和老壯的“道”的牽强附會的解釋, 也導致了包含强調自我擴張的危險性. 詩人愛國主義不能創造跟西洋近代相區別的東洋主體意識, 反而有擁護帝國主義膨脹主義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