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觀觀念과 晩唐 詠史 詩風과의 關係

Abstract

本文探討了唐代知識分子的史官觀念和晩唐詠史詩風之關係. 中唐以後, 作爲佛敎的人性論和本體論的代案, 智識分子提出了所謂儒家的天命觀. 此後, 經過韓愈及柳宗元和劉禹錫等人的古文革新, 爲岌岌可危的儒學觀注入了新的活力, 這便成爲了宋代儒學成長的基石. 同時儒學的復興也歷史的主體-人的活動提供了新的思考和批評的空間. 因此, ‘天命觀’的客觀認識與和社會結構相交融的人事的重新思考, 對唐後期智識分子的史官觀念帶來了不小的影向. 對社會構造結合的人事的思考, 加深了對歷史人物對象的選擇餘地. 對此, 文人們以傳奇､ 筆記以及小傳類的文學形式作爲歷史與現實間的對話通路來進行創作. 因此, 中唐以後文人們的史官認識開始追求個性化, 竝且開始試圖融合文學和歷史. 從此觀點來看, 史官觀念的個性化分明是以歷史爲題材的晩唐詠史詩興盛的原因. 杜牧和李商隱的詠史詩中表現的歷史的詩化, 幷非歷史事件的客觀詩化, 它是以詩人自身的主觀史論爲基礎的. 因此他們以對歷史的總體認識爲基石, 把歷史和現實, 自身和歷史中的人物及事件放在共同的空間中, 試圖把兩者融爲一體. 同時他們把古文觀､ 儒學觀和歷史觀三者相融合, 把史學領域的敍事性與文學相結合, 從而創造了敍事文學的抒情化. 因此, 他們以抒情爲主的詩歌中增添歷史紀錄的敍事性, 使歷史事件擺脫單純的歷史紀錄, 從而達到歷史的詩化境界. 這種風格在晩唐詠史詩人的作品中可窺見一斑, 他們的七言絶句議論的風格逐漸確立成爲一種詩體. 他們在對歷史事件評價時, 把特定形象及場面描寫與議論緊密結合. 在這裏雖作者“不著判斷一語”, 只是輕描淡寫, 但是其中所蘊含的諷刺與褒貶之意已充分體現在詩人筆下的人物中, 從而帶來無盡的思索韻味. 這樣, 杜牧和李商隱開了議論論史詠史詩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