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 林語堂 小說의 宗敎性 ― 東西文化의 融合과 葛藤 樣相

Abstract

林語堂(1895-1976)在1940年代創作幷發表了≪京華煙雲≫、≪風聲鶴唳≫、≪唐人街≫等三部長篇小說。這些作品雖然是用英文寫作的，但是作品的主要母題都是抗日戰爭，同時對苦難的抗戰現實的描繪中追求宗教性的作品模式上，都顯示出其創作傾向特點的一致性。其實這種創作傾向與這一時期中國抗戰文學中展現着追尋心靈歸宿的一些帶有哲理性色彩的主要小說，在主體模式的展開上也有共同性。因此，這一時期林語堂的小說不宜算英文學史的一部分，而能看做爲中國現代文學史有機的一環，特別對於抗戰期小說史的多元性全面的理解，應該說是需要深入分析的的對象。 林語堂的這些抗戰期小說基本上形成以戰爭的危機情況爲契機來證實民族認同性和傳統宗教文化的生命力的結構。在此，作家摸索的就是由於道家的宿命觀、佛教的解脫境地和儒家的人本主義等，傳統宗教文化的繼承來體現中華民族的自我本體性，以重新探索一個人類文化普遍性的具體實現。當然，對於林語堂的這些抗戰期小說在傳統宗教文化的具體藝術形象化上果然達到怎樣的深度，肯定會有各種各樣的評價。其實這些作品在塑造出基於傳統宗教文化的精神價值來抵抗現實惡的形象過程裏，正反映着作家直面的抗戰現實的苦難和其超越意識之間的某種悖離感或困惑感。因此，作家意識裏所隱含的向往基督教的受難精神及拯救意識，在作品內部的體現上還有一定的界限。 盡管如此，這些作品基本上都呈現出作家對於民族性危機情況的切身關注，而且通過在作品內部的東西文化之融合和糾葛的形態來，對抗戰期中國人的命運和精神世界起到主導性影響的傳統宗教文化，以及在作品內面裏以萌芽形態隱藏的基督教信仰之間，構築了一個互相對話的出發點。所以，如果在“民族現實的宗教性形象化”的角度來再照明一下這一時期林語堂的小說的話，這些作品也許是作家在藝術創造上突破了語言、風俗和文化的牆壁，正如後來作家自己表白過的那樣，走向基督教“真理的光”的艱苦探索的軌跡。由此來看，可以說林語堂的抗戰期小說的創作活動就是貫穿着他的一生的追求“東西文化的融合”的基本立場的體現過程，也就是帶着對其界限的挑戰性意義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