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의 小說과 文學 觀念

Abstract

本稿是隨梁啓超的政治思想的變化硏究他的小說與文學觀念之變化的。戊戌變法的失敗前後梁啓超的思想起了重大的變化。他在≪變法通義≫提起了“變”和“通”的槪念。中國“塞”, “塞”則“變”, “變”則“通”. 他的“通”意味着過去和現在之通, 中西之通以及過去的中國和現在的西方之通。而且“通”包括普通人之間的疏通。但要注意的是這里的“通”根據以“三世說”和“孔敎”爲中心的過去中國的道理。變不是創新的,而是守舊的。恢復過去的道理和這道理無碍地疏通的過去的“法”是變法的關鍵。梁啓超以爲當時的問題是過去的道理不通的情況引起的。中國的道理本身不是問題的。所以當時社會的情況要求恢復中國的道理, 把這道理與社會的系統結合在一起, 把作爲民智的成分的道理和“法”普及到普通人之間, 通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 終究使中國突破當時的危機情況, 開辟新的自强的中國。就這樣的角度看, 在文學之中小說最附合梁啓超“變”和“通”本來的意義。小說雖然是誨淫誨盜的末流, 但三代時期列於九流, 本身有“載道”的性質。而且小說普通人喜歡, 無人不讀小說。因爲普通人之情憚莊嚴而喜諧謔, 小說以滑稽與寓言給讀者諧謔。如小說恢復載道的性質, 普通人喜愛的小說能開發民智, 人人之間通了, 社會也通了, 國家也通了。而且小說本身是中國古代的法, 所以恢復本來的小說就附合恢復不通的過去的道理與“法”, 在梁啓超當代疏通那“理”和“法”的“變法”的本意。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 梁啓超不能保持中國的天下觀。中國要直接面對優勝劣敗的競爭的世界, 中國的“天下”不再存在了。中國要把中國改變爲近代的國家, 爲了成爲近代的國家, 中國的人民要作爲“國民”換骨脫胎了。梁啓超在≪新民論≫提出有關“國民”的資格的問題,“智”、“德”、“力”、這三個資格之中特別重視“德”的問題。“新”意味着一方面“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 另一方面“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他看中國最缺乏的就是“公德”, 所以在中國人民之里面培養公德是最急的任務。這就是“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的“新”。“新民”是把中國人民改變爲國民, 改變國民需要中國人民之間培養國民的德目。中國爲了在優勝劣敗的世界里生存人人都要“新”了,人人都要“變”了。而且“新”和“變”是人間的本性。梁啓超以爲和所謂變化的人間的本性最附合的就是小說。因爲人們讀小說能化爲主人翁,能脫離自己現在的境界,開辟新的境界。小說一方面令人變化, 一方面建設道德。小說的這樣的功能能“新”民。所以梁啓超以爲小說的革命引發人的革命, 人的革命引發群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