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詩와 中國의 ‘近世’

1922年, 日本著名的歷史學家內藤湖南發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 提出中國史在唐宋之間發生了大轉變, 宋代以後可以稱作中國史的“近世”的看法｡ 他的說法引起學術界熱烈的關注和爭議, 成爲上個世紀中國史研究上的焦點之一｡ 但他對文學方面尤其是傳統詩文方面的考察, 不很全面, 而且有些單薄甚至偏頗之憾｡ 本文茲擬通過對宋詩的“近世指向”的考察, 來探討內藤說法在文學領域上的成立與否, 並且討論宋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真正地位以及所謂“近世說”所產生的大背景｡在正式考察宋詩的“近世指向”之前, 本文首先討論詩歌在整個宋代文學尤其是宋代韻文的地位, 因爲內藤在文學方面所舉的例子中, 只有“詞―詩餘”這個體裁在某種意義上才接近所謂“近世文學”的標准, 傳統詩歌則似乎還不夠成爲“近世文學”的成員｡ 硏究結果表明, 宋詩繼承唐詩, 還保持宋代韻文的主流地位｡ 因此, 本文認爲要考察宋代文學的“近世性”, 不應該忽略宋詩這個領域上的成就｡至於宋詩能否表現“近世”的問題, 筆者暫且肯定內藤所謂的“近世說”, 在宋詩所體現的特徵中, 找出三個有關的例子: 一､ 在宋代學術上曾經有過疑古的風氣, 這又影響到宋代士人的文學創作, 產生出許多對曆史事件“翻案”的詩文｡ 這種“翻案”行爲很好地體現宋人的理性及個性｡ 二､ 宋朝皇帝盡管具有專制獨裁的君權, 但是在重理性的宋代士人看來, 皇帝與普通人沒什麼兩樣, 他只不過是位於統治階級的最上層而“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存在而已｡ 基於此, 宋代士人在拒絕盲目順從君主的“愚忠”行爲的同時, 經常透過他們的詩文來表現以天下爲己任的“淑世精神”｡ 這種自主性的社會參與意識也可以說是宋人比前人進步的面目｡ 三､ 宋詩體現通俗性, 幷且許多非士大夫詩人也參與詩歌創作的隊伍, 此種通俗性和世俗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表現“近世”｡但更爲嚴格地說, 這三個例子都有些矛盾, 不能充分證明宋詩的“近世指向”｡ 不僅如此, 宋詩還帶有許多不合乎“近世”的特征｡ 事實上, 中國文學史的分期總是帶有這種非科學性､ 非客觀性的矛盾｡ 我們硬性地只關注宋詩的“近世指向”的話, 那些“非近世”､ “反近世”的因素都很快就成爲“近世性”的“他者”, 從文學史敘述的中心被排擠出去了｡ 筆者認爲宋詩不是“中世”或者“近世”的詩歌, 也不是“從中世向近世的過渡期”的詩歌, 而就是宋人所創作的詩歌而已｡ 我們不再把宋詩聯系到實則與它無關的那些概念(“中世”､ “近世”等)的話, 那麼可以比以前更爲真切地考察宋詩多樣而複雜的面目, 並可以發現它的更多價值｡在傳統時期的歷史中, 尋找“近世”或“近代”的因素, 是上個世紀在韓､ 中､ 日三個國家都比較流行的研究趨向｡ 需要指出的是這個趨向並不意味著所謂“近世”是帶有普遍性的歷史真相｡ 筆者認爲, 東亞三國共同關注傳統時期中的“近世”因素, 與各民族的自尊､ 自大的心態更有密切的關系｡ 實際上, 在“西方化”､ “近代化”之前, 東亞三國都沒有親自經歷過西方式的“近世”或“近代”, 這可能會使得各民族具有某種自卑感, 從而提出像“內在性的發展論”､ “資本主義萌芽論”那樣的自尊､ 自大的說法｡ 不過, 這畢竟與歷史真相有一定的距離, 我們不應該再把那些說法當做學術界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