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 朝鮮의 宗系辨誣와 對明外交―權발의 『朝天錄』을 中心으로―

Abstract

嘉靖十八年, 權橃被任命爲奏請使, 去北京做宗系辨誣, 卽朝鮮在外交方面長期懸案。先是, 嘉靖十六、十八年, 明朝詔使, 對朝鮮進行訪問時, 勸誘奏聞幷發誓協助, 可以說, 他們在派遣奏請使起了極大的作用。當時, 辨誣外交長期處于遲遲不進的狀態, 因此, 明使的勸誘幷諾言, 對朝鮮來說, 實在是鼓舞人心的事, 當然, 朝鮮朝廷, 對這次奏請使行的活動, 抱着較大的希望。長任御前通事的李應星被任爲使行團員, 這也能夠說明此點。 到北京後, 使行團不僅作公事業務, 卽傳遞幷受納外交文書, 而且非公事接觸對朝鮮訪問過的明使。盡力而爲的結果, 他們受到嘉靖帝的勅書。其主要內容如下: 雖然不能改會典的原文, 而將附錄改正內容。嘉靖八年, 也有過相似的諾言, 但這次獲得喚起注意幷確認此事的成果。從這一點來說, 權橃的使行有一定的意義。 不過, 回國以後, 這次成果誇張地被解釋, 帶來混亂和失望。朝鮮朝廷, 豪無疑問地相信李應星的傳言, 誤解爲《會典》卽將被改修, 而宗系辨誣的宿願終于被解決。朝鮮朝野充滿歡快的氣氛, 却不能持續下去。自從六個月後, 實際情況一個一個地傳過來, 氣氛很快就變化了沈悶。這種情況揭露出辨誣外交的界限。 朝鮮的‘一喜一悲’, 就反映着辨誣外交的界限。引起這種誤解的直接原因, 不能不在于通事問題。通事擔任這次使行的實務, 而他們的素質, 不那麽高。這些情況, 大大限制辨誣使行的‘外交力量’。此外, 原來權橃一行期待明使的活動, 但是沒有得到所期待實際性的幇助。他們所接觸的明使, 只不過再次發誓幇助。値的注意的是, 不管明使們能否擁有對朝鮮的‘好意’, 在明朝官僚體制裏, 他們的地位較低, 因而, 他們的作用, 本來有所限制。更重要的是, 朝鮮朝廷, 對當時情況, 缺乏正確理解。按理說, 朝鮮朝廷, 應該首先冷靜而正確地把握, 當時是否明朝着手改修《會典》的局面。這就是派遣使行, 進行辨誣外交的前提。總之, 事先準備不足, 就是引起誇張地解釋使行報告的根本原因, 同時, 意味着當時對明外交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