淸末民國期 湖南의 商人과 地方權力

Abstract

清代两百年间, 商业税几乎没有增加过. 商人的税金, 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微不足道, 商业税几乎是对商人采取的最低限度的管理. 但到清末, 由于紧急军事开支和赔偿金、各种新政费用都依赖于商业税, 使得商业税变成为一种政策. 商业税负担的加重还体现在预算结构的变化上. 宣统3年(1911)的预算细目中, 商业税为56.3%, 而田赋和漕粮合并的土地税仅为26.7%. 这正好与直到19世纪中叶, 土地税占有近75%的数值不同. 在1917年度预算中, 田赋为38.8%, 厘金为41.8%. 厘金合并杂收入和杂税, 商业税达到了60.3%. 厘金本来是临时税, 在湖南持续了76年, 直到1931年才被废除. 厘金局本来是21局, 宣统3年是36局, 分卡是172所. 民国期间也继续呈现出增加趋势. 厘金在民国期间也是湖南的大宗平常收入, 改变统税之后, 税金增加了一陪. 除了正税的厘金之外, 征收过程中还添加了各种附加的掠夺, 因而给商人带来很多痛苦. 为了清日战争、义和团等的赔偿金, 其他省通过附加田赋解决, 而湖南则通过附加盐税解决. 据一些资料统计, 清末时期, 湖南的盐税是443万两. 从同治7年到光绪33年, 附加的盐课税厘一共多达25种. 军阀政府通过附加盐税的方法来解决财政困难. 为此盐商的商本也饱受着被侵夺的痛苦. 在杂税方面, 印花․烟ㆍ酒․屠宰․土硝․五项杂税是基本的, 但是根据地区的不同附加种种杂税, 所以‘苛捐杂税’成为国民革命时期的斗争对象. 货币的滥发是民国时期军阀政府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常用的手段. 张敬尧政权的裕湘银行的设置和货币的滥发, 以及惠民票的强制通用等都是最好的例子. 虽然历代的军阀政权有所差异, 但大部分都是通过这种手段来筹备费用. 从1935年推算来看, 湖南通用的银元是777万余元, 1929年到1935年, 湖南省银行和其他银行一共发行了2700余万元的钞票. 除了银行发行的钞票之外, 省政府和各机关县政府等还发行了一种被称作是‘市票’的流通券, 这些也是恶性通货膨胀的主犯. 他的最大受害者也是商人层. 商人层难以承受的还有强制贷款. 频繁的强制贷款达到了省政府也不能掌握贷款金额的多少. 到1927年的约10年间, 据『长沙大公报』 记载, 当时大约掌握的贷款是1776万余元. 频繁的强制贷款反复着商人的呼吁. 对这样的省政府权力, 商人的抵抗也是多种多样的. 绕越就是其中之一. 绕越是为了逃避税金而绕过收税吏看守的关合的渠道以便逃避税金. 省政府为了防止绕越只好增加很多局卡. 罢市在清末开始出现, 在民国时期, 罢市成了商人有效斗争的手段. 由于商人有组织的罢市, 所以往往可以看到省政府做出局部的让步. 县商会或同业分会通过长沙总商会有组织地提出减税请求. 这样的减税请求虽然部分被接受, 但是在财务困难中挣扎的省政府经常是被强迫接受. 从官‧商的关系来看, 可以以清末时期‘绅商’性格的变化为例. 在19世纪中叶以前, ‘绅商’这一术语并不常见. 湖南省政府的重商主义新政实施过程中, 湖南的有力乡绅参加工商业, 从而出现了新的绅商层. 他们不像那些赚钱多的商人通过捐纳获得官位, 正途出身的有力乡绅的工商业投资导致了官和商的关系变化. 即商人的地位提高, 使得官和商的关系更为接近. 民国时期, 绅商的活动也在持续着. 商会的主导势力仍然是绅商. 以长沙总商会为核心, 隶属了100多个县级商会. 商会向官府发送的公函对省长采取‘呈文’形式, 但是向省政府的财政司或者县政府发送的公函则采取对等关系的‘函’. 为了贷款, 省长或者财政司经常邀请商人, 在官厅举行宴会. 商人婉言拒绝贷款的情况很多. 省政府对商人的收入依赖度越高, 商人和官的关系也越接近. 因此, 商人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 商人在长沙总商会的鼓励下, 县级商会都积极参加省议会议员、县议会议员的选出. 商会出身可直接担任像省政府财政司长、民政司长类的高级职位、也时常担任县议会议长和县知事的代理等管理县政. 权力和商人的关系, 从商人的观点上来看, 可以被称为‘敌对的相互依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