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과 桐城 古文 그리고 考證學

众所周知，曾国藩参看和吸取汉赋的书写手法，以改善了桐城派的弊端，奠定了其复兴之基。不过，当时是离汉学兴旺的乾嘉年间不久，因此到了曾国藩那一时代，汉学仍然占据学术上的优势。要考虑如此情况，曾国藩为何接受桐城学派，是很难理解的。为了找到其线索，首先，我们要考虑湖南学风。湖南历来被誉为“理学之邦”，宋学传统面面传承下来，四处洋溢着“有体有用之学”风气，汉学则不太受欢迎。加之，当时经世致用的学风兴起了，汉学逐渐被视为无用之学，这使得湖南人士对汉学予以激烈的批评。当地某人士甚至说，太平天国运动便是因汉学之弊而造成的。曾国藩即使不同意如此主张，整体来看，他的思考也很难摆脱湖南学术传统。这可能是他对桐城学术有好感的基本背景。还有，他在文论上重视“雄奇之文”，像钱基博所说的那样，这也有可能来自“犟有力”。曾国藩也在湖南学风的熏陶之下起初对汉学没有任何兴趣，而成了京官，在跟一些学者交流的过程中才始有兴趣了。这表示他不仅是固守门户之见，反而广泛摄取当时学术成果，以期重新构筑桐城学术。要注意的是，他深为感叹汉学成果，并且对一些汉学家深有钦佩之情，是超乎我们所意料的程度。据考察，这是因为段玉裁、王念孙等以训诂辨析出汉赋书写的长处，即是每个词汇都非常正确地安排的。看来，这引起他对汉学重新评价，高度重视。如此一来，他依靠汉学的成果，看中汉赋书写，并且注目书写上训诂的重要性了。在这一点上，他对杨雄、韩愈颇有仰慕之情，特别是，据他理解，韩愈虽是古文家，而他的书写也接近于汉赋，也运用颇为正确的词。同时，他不满于当时古文家的书写，是因为气势不振，仍失于空疏。结果，他摸索吸取汉赋书写，要给桐城的古文加以雄奇风格。值得注意的是，他救济当时古文书写之方是，反而言之，和当时汉学对桐城派的批评同调的。从中看出，他所构筑的文论是从桐城派书写有限的认识出发，参考汉学理论成就的。可谓是，曾国藩的文论在和汉学交互作用之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