淸末 중국에서의 근대교육의 발단 - 京師 同文館의 변천과 교육실상 -

Abstract

在淸末危機四伏中, 1862年(同治元年)建立的京師同文館雖然與敎育成果無緣, 却在象徵性中占據了重要位置。不管它是對西方冲擊的反應的産物，還是對應內部危機的産物, 中國還是不得不緩緩地改變已有的體制。京師同文館同總理衙 門一道在那個變化的中心裏占有一席之地。在洋人敎師的指導下, 每天登校學習西洋各國的語言和文字的陌生空間的出現就象徵了不同的時代狀况。 同中國傳統敎育不同的西式近代敎育的涓涓細流就發源於此, 京師同文館作爲在洋務運動時期成立的各種新式學堂的先驅, 作爲唯一的參考對象, 才能夠扮演了時代性的角色。多數人對同文館的批判中可以看出, 同文館的敎育成果似乎並 沒有受到好的評價。但是, 在那個“一聽說某人進了同文館就批判指責” 的時代狀況下, 還有在新敎育初期必經的實行錯誤中, 那些反而是正常的。 後人所批判的同文館的水準只相當於外國小學或中學水平的主張並非沒有道理。但與其說他們的批判不是針對同文館的敎育成果, 不如從與同文館一樣的幾個近代學校不能拯救中國的另外一面來考慮所謂的批判觀點。他們的批判不像 京師同文館那樣, 站在彌補中國傳統敎育缺陷的立場上, 而是像西方那樣, 同在全國範圍內樹立系統的學制, 創造出開明的國民, 才能建設近代國家的偉大構想相關聯。在這個構想中, 以京師同文館爲代表的洋務運動時期的新式學堂作爲臨 時對付的散發的沒有系統的的畸形, 不管其數量或敎育成果, 都是一個必須被克服的對象。 卽使考慮上述情況, 沒有限制定員或學習年限, 也不是每年都選拔一定數量的學生, 根據在學學生走向社會的情況決定是否招收新生的做法不能不說是京師同文館重要的構造上的缺陷。通過三年才擧行一次的所謂“同文館式科擧” 的大考 來提高品官和職銜, 免交學費不說, 還提供幾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宿費用, 每月還發放一定數額的獎學金, 所以, 對學生們來說, 京師同文館可謂是樂園。 在學期限超過20年的長期在籍學生多數存在, 反證了京師同文館是學生樂園的說法。但是這些人則是阻碍同文館發展的癌性存在。這些人也有自己辯解的理由。卽使通過大考拿到品官和職銜, 獲得實職的機會並不是常有的。况且邊領取巨額獎學金邊等待下一次提升品官和職銜的大考的 來臨不就變得理所當然了嗎。有關京師同文館的這些情況使我們的想法産生混亂。那混亂是從對同文館性質的誤解中招徠的。京師大學堂並非像我們迄今爲止所想象的僅僅是個單純的學堂, 它能夠讓已經拿到品官和職銜的畢業生繼續學 業深造, 尋找更好的出路, 也就是說它同時擁有了“硏修院” 的性質。由此看來, 當時把京師同文館當作外國的中小學校水準的人的批判是過分了。由政府機構派遣、或隨行外交使節滯留外國然後返校待命的、有着相當知識水準的在籍學 生也大有人在。 正如多數長期在籍學生不得不存在的情况多屬於那時實職不需要這些人的時代形勢所迫一樣, 那種情形隨着時代的變化總會有改變的時候。如1892年參加大考的103名中只有5名參加了1898年的大考, 就說明了當時這種時代的變化。那時, 剛好是絶大部分長期在籍學生離開同文館的時候,通過淸日戰爭和之後展開的變法運動等, 獲得新知識的幾乎是唯一集團的這些人的出路得以擴大。 同文館的學生們從同治年間起就通過大考拿到品官和政府機構的候補官職, 却沒有進入實職。只是被派到總理衙門或各政府機構做些翻譯工作。只在同治年間曆經三次執行過出使大臣。以1876年駐英公館爲開端, 隨着海外公館擴大, 他 們的出路開始有了曙光。1879年，在6個海外公館中, 有16名同文館出身的職員在職, 而且除了總理衙門、海外公館以外, 擔任外交的各省將軍、都撫及其它地方官署的與外國交涉或者翻譯職務也由他們充任。電報局、機器局、船政局、軍械局等的洋務事業機構, 或洋務機的各種學堂, 不論是變法運動以後活躍起來的新式學堂的敎職還是管理職都成了他們的出路。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 背離中國傳統的這些人雖占少數, 但這些人變成了先導社會變化的突出的新知識分子 。對這些人看法的變化本身正說明了時代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