淸末 地方自治의 實施背景과 財政

Abstract

19世紀末20世紀初, 地方自治是爲了'探尋救亡圖存強國富民之路', 要仿行西方制度. 1909年，清朝頒布了《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地方自治得以全面推行，全國共設立了90多個城自治公所. 其中以上海、天津兩個地域的章程最爲完備，且最具成效，逐爲全國各地模仿的對象. 因此，本文擬通過上海與天津兩地比較來了清末地方自治的性質。 開港以來, 上海是隨著對外貿易經濟發展, 而且報刊活動比較集中的地方之一，當時上海人能接觸各種各樣情報而形成輿論，隨之他們能提高政治意識，甚至會掀起了積極參加地方公事的熱情。天津，雖然都是當時經濟發達的城市，但是傳統的軍事要沖地，且城市的開埠、北洋大臣的設置使城市地位上升，衙門和官員大量增加。因此，天津‘官’的權力顯然更強，政府的控制力更加強化的趨勢。因而在社會輿論形成，兩地有所不同。並且, 在上海，居民和外勢的直接沖突與天津相比不多。不過，租界‘當局’乘機擴張租界，這與當時反帝輿論一起，引起了上海居民的憤慨。尤其是通過四明公所事件，上海紳商認爲，爲了防止租界的擴張意圖，更應關心華界開發。然而，在天津，義和團運動以後，列強設立‘都統衙門’直接控制中國居民。所以，天津不象上海，地區社會本身不能形成積極性的自治氣氛。所以上海會形成以居民爲中心的自治實施背景。然而天津只由接受天津的袁世凱本人主動實施地方自治。 其實, 在實際自治運作中，天津在自治機構研究、准備活動、實施選舉方面上，比上海更周到。不過，財政方面，上海能保持穩定的收入，相反，作爲表裏一致的許可權也處在多方嚴厲監督控制之下，天津縣議事會成了“無財政權力的地方團體”。這引起了使天津自治運作極爲困難。地方自治是各地方照自身情況處理地方公事. 因而在上海,天津內外條件不同的背景下, 兩地産生了不同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