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 常勝軍과 義勝軍에 관한 연구

Abstract

宋朝自建国以来，为构筑皇帝对军统帅权的直属体系而注力。为了克服唐末五代长久以来的分裂和混乱并维持政权的长期安定，强化皇帝权利是绝对必要的。其中对军权的掌握是核心问题。然而，这同时也带来了所有军事的成败责任都归属于皇帝的负担。 太宗的战败、真宗的岁币缴纳、仁宗的岁币增额等军事劣势, 加上100万大军的维持, 这一切都成为宋朝长期被财政赤字困扰的原因。但到了北宋末出现了可以逆转这一连不良状况的新的条件。随着辽的没落和金的兴起，宋·金缔结同盟，同时得到燕云地域汉人的协助，图谋燕云的复苏。这时恰好发生涿州留守郭药师帅领旗下的常胜军投降的事件。 对于因在白沟刘光世帅领的宋军败给辽的牛栏军而遭挫折的宋朝来说，从这一意外的所得得到莫大的鼓舞，因此断然决定进行全面的北伐。这次远征虽然失败，但郭药师突袭燕京，使辽差点降服；在泸沟河，刘延庆的惨败，也因为郭药师在永清县的大胜而使得战局多多少少得到均衡，加以恢复。 北宋末在宋辽、宋金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燕京攻防战中宋朝虽然战败，留下了致命的后遗症。但这成为郭药师和常胜军正式成为国防中枢的契机。同时在卢龙岭击破萧干，使得处于危机的宋打开了新的局面。因此而得到鼓舞的常胜军在3～4年的时间里兵力达到10万名，其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急成长。 宋朝为了维持常胜军的有生力量，不惜代价，过度地进行财政支援和政治庇护。但这引起了燕京地域百姓的不满和华北诸州的经济衰落。从长远的角度看，对郭药师的过度地依赖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举措。因此宋朝为了牵制郭药师，将義胜军创设在河东路。但与原来的预想背道而驰，没过多长时日，对義胜军的财政支援达到了极限，同时现有官军对于差别待遇不满而引起的矛盾越来越深，从而成为纷争和对立的导火线。 金进行了与西夏缔结和议、逮捕了天祚帝、安定渤海地域等一连内部整顿，为了确保对宋的军事外交优势的占有，计划了全面战并向河北路和河东路进军。郭药师的常胜军违背了宋朝当初的期待，在燕京防御战中败给了金军并向金军投降，致使宋朝的河北路防御线一举崩溃。河东路的状况更加严重，散处在各地的義胜军趁金军的攻势，把平时的不安和反感一同爆发出来，到处进行叛乱。因此使宋面临内哄外乱，同时要内外对敌的最恶劣的局面。结果，与河北路相比，占有更优越地形的河东路防御线，宋朝连一次真正的战役都没发动过，就被攻破了。 投降于金军的郭药师的常胜军，成为汴京攻略的先锋，依靠平时掌握的宋朝的弱点，立了大功。尤其常胜军确信：因宋的对策不足，速战速决，定能取得胜利；就算遇到再恶劣的境遇，以武力示威，也能确保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再一次背信宋朝的仅郭药师和常胜军的機會主義的轉身，就在汴京攻城中再露出了眞面目。可是他們爲了抹掉背信的痕迹而奮鬪，背信集團的烙印反而更加鮮明。最後，隨着宋朝的滅亡，常胜军的存在價値自然消失了。 依靠皇帝直属军队的国防体制是宋朝一贯的国策。尚且将河北防御使降将郭药师的私兵专门担任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同时放纵两个互斥的官军和義胜军的僵持，也是一个重大的过失。在宋金间的战争中，以燕云汉人构成的常胜军和义胜军拥有的战斗力比宋的官军更加强有力是很明显的。但是他們以契丹、奚、渤海人等由从多種族混合的集體, 又不同的動機加入軍隊的集團，所以共通的目標和忠誠的培養，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們侧重点不在于同为汉人的同志感，而如同馬擴的指出, 他們只是爲了生存而投靠强者的邊疆地域的居民而耳。所以繼續脫不掉賊匪的性质，随着世态的变化，随时都有可能与敌军联手的可能性。常胜军和义胜军的举措，与宋朝当初的期待悖离。他們不是反復無常的投機分子集團, 而是不属于宋·金任何一方的独立的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