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의 사적 유물론 보겁과 淸末의 학술 전통

Abstract

本文主要論述了李大釗傳播唯物史觀與淸末學術傳統之間的關係.衆所周知, 李大釗是中國最先倡導唯物史觀的代表人物. 李氏所著《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是其在1920年受聘北京大學敎授之後, 講授“唯物史觀”講議的第4部分, 曾收錄于《守常文集》. 李氏該文以唯物史觀爲指導, 通過對中國古文字的硏究, 解釋了中國上古時代初民社會經濟生活的情況. 無疑, 這篇論文是李氏普及唯物史觀的主要文章之一. 多年來, 中外學術界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李大釗引進和介紹唯物史觀的各類問題, 一直非常重視, 幷取得諸多進展. 但是, 當李大釗在大力普及唯物史觀的過程中, 中國學術傳統與上一代學者如劉師培、梁啓超等人的早期論著對它所起過的某些推動作用, 似乎至今未爲史學界所重視. 所以如此, 原因很多, 其中之一與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李大釗和劉、梁等人在政治、文化上持不同立場的誤解不無關聯. 李大釗和劉師培之間的關系是其中最明顯的例子. 至今, 在人們心目中, 李氏爲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 劉氏被認爲是與新文化相對抗的, 因此他們是對立的. 當時, 劉氏確實辦過《國故》, 而提倡國故, 幷不一定意味着排斥新文化, 但我們如果僅僅局限于李氏與劉、梁在五四時期的一些分歧, 自然不易去討論李氏普及唯物史觀和劉、梁等人的學術關係此種課題. 其實, 作爲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 李大釗對劉、梁等人的學問, 却很折服, 甚而借着他們的治學成果來傳播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 這一方面的代表作就是《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 本文通過李氏該文與辛亥革命運動時期劉、梁等人的一些學術著作的比較, 得出如下幾點結論: 首先, 透過對比雙方的十幾條材料, 便發現李大釗《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的材料大都是直接從辛亥革命運動時期劉、梁等人的學術著作轉引來的. 換句話說, 《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的字裏行間, 處處灼然可見劉、梁等人的學問對李文具有的深刻影響. 其次, 在學術宗旨和治學方法上, 李文與劉梁等人的文章是完全一致的. 在宗旨方面, 李氏該篇開宗明義: “原人社會的經濟情形, 常與原人社會的文字書契以明着的反映. 故今日吾人硏究古代的社會情形, 每能從文字的孳乳演蛻之迹得着確實的證據.” 而劉、梁等人早就相繼認識到“以文字證明社會進化之理.” 可見, 兩者的學術宗旨是一脈相承的. 不僅如此, 李文與劉、梁等人所應用的硏究方法亦均是“以字詮史”, 卽分析古文字的含義, 解釋古代史的內涵. 簡而言之, 這種“以字詮史”的門路, 旣繼承了淸初以來小學的治學舊統, 又汲取淸末新引進的社會科學與歷史比較語言學等西學新知, 具有貫通中西的特色. 再次, 上述劉、梁等人的論著與李文在學術宗旨和硏究途經上雖有相同之處, 然而其寫作的動機跟目的則逈然不同. 前者的動機同目的主要在於小學的革新與新史學的建立以及中西文化的比較. 後者則用來介紹和推廣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 顯然, 在李氏看來, 他們的學問新穎而可取, 乃摘取之, 寫成講議, 進而用於對唯物史觀的普及中. 這樣, 由於李文取他們的成果, 與唯物史觀互證, 其中自然含有當時學人所熟悉的中國古典和小學傳統, 因此讀者觀之非常親切, 不單李文本身因之增加了吸引力, 而且唯物史觀的原理亦更使人容易把握. 這裏也可以看到,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國學術革新的過程中, 傳統本身幷不一定是障碍, 有時它還發揮了推動力. 最後, 値得玩味的是, 從學際關係觀察李文與劉、梁等人論著的關聯, 可以發現中西雙方在近代學術的進展上呈現出某種相近之處. 在西歐19世紀中後期, 作爲唯物史觀的理論代辯人卡爾․馬克思曾經借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硏究成果來加强唯物史觀的學理. 這與李大釗等人的學術聯繫相比, 則可知中西學術發展雖然存在不同國度、不同時代的差別, 但其間却出現某些同軌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