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의 ≪詩經≫ 體制論

Abstract

這篇文章要探討顧炎武詩經體制論, 而且窺視他的考證學的特點, 其結論如下｡ 第一, 顧炎武不是墨守哪一個學派或哪一個學者之說, 而是吸收歷代詩經學說中合理的部分, 把它作爲基礎再創造出自己的學說｡ 他的主要立論根據是≪孟子ㆍ離婁下≫“王者之跡息而詩亡, 詩亡然後春秋作” “其文則史”, ≪禮記ㆍ王制≫“命太師陳其詩以觀民風”, ≪論語≫“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四個句子, 可以看出他的方法是以經解經, 他徹底以經傳的內容作爲是非判斷的基準｡ 他的方法雖然可以說很朴實,但是他抛棄一些不符合此經文的其他材料或把其他資料强合此經文, 導出偏僻的結論｡顧炎武的詩經體制論不足以爲一個以綜合的分析爲基礎的普遍的學說｡他詩經體制論的第二個特點是他根據≪孟子≫“其文則史”以爲詩經是歷史｡不過, 孟子此言是針對 ≪春秋≫而說的, 和≪詩經≫無關. 顧炎武把此言追到六經, 以爲六經皆史, 這是羅輯的錯誤｡ 第三個特點是他的詩經體制論不是推究科學的考證, 而是要解決儒家傳統觀念和經典體制互相的不一致｡歷代儒家學者以爲經典是經過孔子之手而成立的,可是經典上有很多錯亂,不能認爲經典是一個人整理過的｡顧炎武的學術目的主要是保護儒家的價値,確立儒家的尊嚴, 這是他的學術性格之一部分, 而且是在明末淸初大動蕩時期經世致用學術之一個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