문학 장르의 변용 ― 양장시조의 정당성을 아울러 논함

中國詩歌中的絕句是從律詩中派生出來的，而對聯則是取律詩中頸聯或頷聯部分而發展形成的一種文學形式。正如散曲是從戲曲中分離出來後所形成的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日本文學中的短歌是從長歌結尾部分分離出來的文學形式，俳句是連歌的首句發句分離出來後所形成的文學體裁。另外，中國的小說融合了散文和詩詞和對聯等文學形式，講唱也是由散文和韻文交織而成。日本文學中的連歌是短歌的反複，歌物語如中國的戲曲和講唱是韻文和散文的結合體。我國的雜歌同樣也是多種文學體裁的融合體。正如在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中一些新的文學體裁都源自於已有的文學體裁，產生新的特點，或是融合了兩種以上的文學體裁後所形成一樣。可以說這種現象是文學體裁派生和融合的一種普遍現象。由此我們可以推出兩章時調是在由三章所構成的時調的基礎上所形成的。而且我們可以發現在以前的時調作品中已潛有兩章時調的可能性. 但我們可以明確地了解到即便兩章時調源自於已有的時調，與作爲母體的時調已經分家，而且不同於作爲母體的時調。從這個角度來說，考察以時調爲基礎的兩章時調時，不能說兩章時調取代了之前已有的時調，而是要創作者根據表達內容的需要，在新產生的兩章時調與以前的時調兩種並存的形式中，選擇一種更合適的文學體裁。如果說善於創作兩章時調的文豪得到民眾的關注繼而可以使得兩章時調成爲一種大眾化的文學體裁的話，正如中國的對聯和日本的俳句，因爲短小精悍受到民眾的歡迎，創作者更加追求語言的精雕細琢，那麼我國的兩章時調在韓國語方面雕詞琢句的作用也可見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