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事變 前夜 滿洲韓人의 國籍問題와 中國ㆍ日本의 對應

Abstract

滿洲韓人的國籍問題, 基本上是以滿洲韓人的雙重國籍和針圍繞滿洲的中日兩國間的糾葛而發生的. 所謂的雙重國籍指的是, 從他地移居到滿洲的殖民地朝鮮人所處的外交性、法律性身份所引起的問題. 再者作爲“日本帝國臣民”的滿洲韓人, 在日本的立場上看旣是“滿蒙侵略的原子”(＝“帝國臣民”), 也是“抗日獨立運動的主体”(＝“韓國人”). 在中國人看來滿洲韓人旣是一个“帝國臣國”, 也是一个“韓國人”. 針對他們的國籍問題, 日本當局所主張的“歸化不可論”和“歸化容忍論”的理論依据在于從滿洲韓人的雙重國籍中到底注重哪一部分. “歸化不可論”的核心是, 不能把“帝國臣民”托付給非文明國的中國, 而是在文明國日本的外交的、法律的保護下, 作爲以後的滿蒙侵略的橋頭堡, 應該起一定的作用. 而“歸化容忍論”是, 基于區別滿洲韓人和日本人, 把他們看成“韓國人”的理論. 在人道主義, 在國際法的慣例角度, 甚至是在有關歸化問題的“內鮮一体”的宗旨下, 日本應該允許滿洲韓人的歸化, 但是其本質是承認滿洲韓人不再是“帝國臣民”的一種“棄民政策”. 這對立的兩个理論都是以一切爲日本利益的這一觀点爲基础的. 從日本立場上看, 不管歸化承認与否, 滿洲韓人必須爲日本的滿蒙侵略服務, 滿洲不能變成抗日獨立根据地. 爲此他們不得不曖昧地維持雙重國籍的現狀, 确保作爲中國國民的土地所有權及其它權益的同時, 也确保日本國民的法律的延續性. 結果, 在日本的這种態度下, 根本不可能解決滿洲韓人的國籍問題, 而且隨着与中國的摩察的升溫, 其解決的方式激化到只能依靠軍事的、暴力手段的境地. 中國的對滿洲韓人的國籍問題的對應方式, 從理論上看, 類似于日本的 方式. 首先中國如果把滿洲韓人看成“抗日獨立運動主体”的話, 可以成爲敵對的連帶或是歸化的對象；可是如果把他們看成“帝國臣民”的話, 狀况可不一樣了. 不僅要受到迫害和鎭壓, 而且可以成爲限制歸化、取消歸化的對象, 甚至可淪落爲從滿洲驅逐的對象. 歸化的促進和限制、禁止這兩个理論旣對立又有同一的一面, 它也是應該基于中國人的國家利益. 歸化促進政策從抗日年代的名份和人道主義的層面上看, 不是沒有促進過, 但是其絶大部分的情况是, 爲了防止日本的經濟略奪和爲掙得入籍手續費以及爲開發滿洲而促進的, 因此日本的滿蒙侵略的强化所引發的危機感的深化, 促使了歸化政策容易改變勸導→强求→限制→禁止的形式. 再加上滿洲韓人的雙重國籍的存在和法律地位的不穩定性, 以及對此的中國當局的曖昧的兩面態度, 引發了整个1920年代的歸化的勸導、强求、限制、禁止的錯綜復雜的現象. 低潮的歸化入籍率正好反映了這一問題. 而對剩餘的非歸化人的現象維持政策, 也是像日本一樣, 因沒能徹底解決因歸化問題而出現的韓人的國籍問題, 只好演出了依靠滿洲事變這一全面暴力形式來解決問題的狀況.